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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一座山、一座山地拜访佛门时，已经心生不安。那么多智慧在山头间闪耀，山路上问道者络绎不绝，那么，山脚下呢？山脚下存在着大量儒家书生，他们毕生都在为国家伦常而传道、授业。他们偶尔抬头仰望山林，心情会是如何？

当然会不爽。最典型的是唐代文坛领袖韩愈，他在《论佛骨表》中开头就说，佛教并非中国产品，是从“夷狄”外邦传进来的。在传进来之前，中国的三皇五帝都很长寿，传进来之后，中国帝王的寿命反而短了。他还说，我这样攻击佛，如果佛是灵验的，那就惩处我吧，我等着。

更多的儒家学者则根据中国的精神主轴上提出质难，认为中国历来倡导“忠孝”，但是，佛教讲“出世”就失去了忠，讲“出家”就失去了孝。还有不少评论者指出，佛教建造了太多的寺庙，靡费过巨，占地过广，又形成了大量非生产人口。

这些批评，看似有理，实则无理。韩愈不知道，佛教并不许诺“寿命”，更不许诺帝王的寿命。说到“忠孝”，佛教恰恰是要审察这类“社会责任”之上的人生奥秘。而且，佛教希望广大信众，不是成批地“出家”，而是更好地“在家”。

儒家学者中那些善于学习的人渐渐明白，佛教的盛行，正好暴露了儒学的短板。儒学张扬的是社会秩序，佛教探究的是人心本性。社会秩序是统治者的课本，人心本性是一切人的疑问。社会秩序的课本，必定掺杂大量权势的意愿；人心本性的疑问，却会启发天下众生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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