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63]■米■花■书■库■ ht<!-- -->tp://www.7mih<!-- -->ua.com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64]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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