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27]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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