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钱财与其需要相适应。所以，其结果自然是：给予已婚者的，要多于独身者；给予家庭人口多的，要多于家庭人口少的。事实上，往往是按子女人数发给津贴。然而，这种做法，与直接的、积极的人口奖励，不是不可分的，用以补足工资的津贴可以固定地、同样地发给所有的工人。因为这一形式是这种制度所能采用的最不会遭到反对的形式，所以我们就假定采用这一形式。

这种做法，显然只是规定最低限度工资的另一种方式，它与直接方式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直接方式容许雇主按市场价格购买劳动，以公共基金补足工资的差额。除此之外，它与直接方式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对直接方式所作保证的全部批评，对于上述那种做法也都适用。这种保证，对于所有的工人，不论其人数多少，都答应给予一定数量的工资，从而完全消除了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的障碍（不论是积极的障碍，还是由于谨慎明智而产生的障碍）。但是，津贴制度除了受到所谓“全部尝试只是为了调剂工资，而不是节制人口”的常见的批评以外，还有其本身特有的荒谬之处。这就是，这种制度必然以右手支付工资，而以左手收回工资。工资率的最低限额只有一种，不是人们能够赖以为生的最低限额，就是人们愿意赖以为生的最低限额。我们假定它是每周7先令。现在某教区当局因这份工资微薄得可怜而感到震惊，于是以慈悲的心肠把它补足到10先令。可是，工人拿惯了7先令，尽管他们也乐意多拿一些，但事实证明，他们宁愿靠7先令维持生活，而不愿限制其增殖人口的本能。工人的习惯，将不因教区给予补助金而有所改善。他们从教区拿到3先令，尽管因此人口大为增加，而使工资降到4先令，但仍能过同过去的生活水平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们也许不用等到人口增加，其工资就会降到4先令，贫民习艺所里的失业工人，足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津贴制度实际上确曾起过这样的作用，而英国的工资在它的影响下确曾降到比以前（比没有实行津贴制度以前）更低的水平。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在上一世纪中，因为济贫法的执行颇为严格，人口增加得慢，农业工资远在饥饿线之上。津贴制度一经实施，人口增加得非常快，工资大为降低，因而具有工资与津贴加在一起的收入的工人家庭的生活，远比过去只有工资一项收入的时候差。当工人只靠工资生活时，工资在事实上有一个最低限额。如果工资低于维持人口所必需的最低水平，那么，人口的减少会使工资至少恢复到原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如果工资的不足部分是靠所有能够捐献的人勉强捐款来补足的话，工资就可能降到饥饿线以下，甚至降到接近零。这一可悲的制度，不但使人口中的失业部分贫民化，而且使人口全部贫民化。这种制度之坏，有甚于过去任何一种滥用济贫法的方式。自1834年的济贫法实施以后，这种制度已受到严格限制。幸而它还没有复活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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