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是，有人用对数线性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解释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产出，在其中的劳动和资本两要素后边再加上一个“国有资本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计量回归的结果是，该百分比前边的系数是负的。这样一种计量的结果当然来源于这样一个样本：在其中，使用了同样多的资本、同样多的劳动的企业，其国有资本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越高，产出就越低。在这种样本中，企业的国有性质越强，生产效率就越低。作这种研究的人由此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太低，已经无可救药。

这样的计量工作无疑是应当作的，但是由计量结果得出的结论却没有任何可信性。问题恰恰出在计量使用的数据是2001年调查的企业数据，而这正是在几乎十年不办国有企业、许多地方又将大量国有企业白送给其原来的领导之后。

在这样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可能有另外三个原因造成国有资本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越高，产出就越低：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已经十年不办新的国有企业，各级政府又在大力扶植“民营企业”，以致越是新兴行业，国有资本占企业总股本的平均比重就越低。而新兴行业有两个特点使其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是需求大使其产品附加值高，另一个是它通常有较高的人力资本，高人力资本使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下企业的产出高。这样，在不办新国有企业的条件下，新兴行业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导致了国有资本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越高，产出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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