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与当时的世界各国相比，南京、扬州、成都、武昌、长沙、福州、广州等城市，均是几十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杭州更是百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城市人口的激增，必须仰赖大规模的商品粮供应，这就导致了北宋货币经济的迅猛崛起。中世纪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垫定了北宋经济称雄全球的基础。

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与农村人口迥然不同，在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和狭隘之后，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专业化是他们在城镇生存的前提，市场交易是他们每日必须的工作。社会分工使得宋朝的城里人知识掌握得更深入，市场交换则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刺激了新的思维、新的发明和新的需求。

宋仁宗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堪称是中世纪的“信息革命”，极大降低了信息的成本，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生产率。

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更多可被交换的商品，刺激了更广范围的消费需求。

城镇人口对农产品已经不再满足吃饱，更重要的是吃好。在追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下，北宋农业的经济作物种植高速发展，如柑橘、荔枝率先脱离了传统农业，成为经济作物的独立分支，“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荔枝种类多达32种，仅福州一地就有25种，“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2］

蔬菜更是城里人的必需品，而菜园的经济效益比农田高得多，号称“一亩园，十亩田”。宋代诗人杨万里曾路过安徽铜陵的江心岛丁家洲，发现岛“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于是写下：“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可见宋朝的蔬菜种植已经高度集约化，而且往往是远程供应。

《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

除了吃好，城里人还重视穿衣。棉花从宋朝开始逐渐普及，棉制品成为城里人的热门货；麻布继续在中低收入的人群中扩大市场；而丝绸则是高富帅的必备。从官府的角度看，丝绸是财政收入的重头戏，在政府征收赋税的10种布帛中，丝制品占8种。

1086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中，丝织品收入高达2445万匹，为盛唐时期的3倍有余。生产如此规模的丝绸棉麻制品，需要更精细的分工。北宋出现了专门以纺织为主业的“机户”，在专业分工前，一名织工既要纺线，又要织布，每年的产量约为20匹。机户出现后，开始雇工来进行纺线与织布的分工，织布产量可达40匹，生产率实现了倍增。每家机户少的有三五张织机，多的高达六七百，全国机户总户数达到了10万户的规模，北宋全国人口每200人中就有1个纺织工。

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反映在产品数量上的增加，更体现在质量上的改善。后人曾比较了唐、宋、元三代丝织品的质量，结论是“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北宋的城里人穿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布料。

宋代《耕织图》中的花楼机

吃饱穿暖后，北宋的城里人更讲究生活品位。

瓷器不仅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餐饮厨房用具，还是家居陈设的装饰鉴赏物品。宋瓷的实用与美观同时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就生产率而言，北宋更是突飞猛进，不仅改进了瓷器的生产流程，而且进行了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土工、坯工、釉工、匣工、烧窑工成为独立工种，制瓷工艺不断优化。过去烧瓷采用“匣钵法”，将一件瓷器放在一个匣钵内烧做，而北宋人发明了“覆烧法”，将大小不一、花样不同的碗盘组件，反置于由垫圈组合而成的匣钵内一次烧成，瓷器生产量呈爆炸性增长。

除了瓷器这种兼顾大众与富人集团的消费品之外，诸如雕漆、根雕、玉石牙骨、枪金枪银、螺钿等特种手工艺产品，则是专门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求。

北宋在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一系列的生产突破，导致了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空前繁荣，与之相对应，社会分工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在隋唐时期，社会大致分为112行，到了宋朝达到了414行，增长了近3倍！中国有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很可能就出自宋代。

商品的繁荣与货币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全国四大区域市场的形成，即以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涵盖两广地区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以陕西为中心的关陇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又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成了一张交叉重叠、上下贯穿、左右逢源的蛛网式商品和货币的流动体系。

从全国商品流动的方向看，农副产品呈“向心”运动，从墟市、镇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消费品则呈“辐射”运动，从城市向农村扩散。全国的税收和商品从南向北、由西向东汇集于汴京，货币则从首都向其他市场反向回流。［3］

以汴京市场为中心的全国商品的大规模流动，主要依赖内河航运系统，因此，漕船制造的需求量极大。北宋初年，漕船总规模即达3337艘之巨，由于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也快速发展。远洋海运的海船吨位可达500吨以上，载人五六百。同时，北宋造船业的生产率非常惊人，仅温州一个官办造船厂，定员不过252人，年产量居然高达340艘，几乎每天1艘！

宋代的车船战舰

造船业的繁荣催生出很多世代造船的豪商巨富，北宋官府在造船业放开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民间远洋巨船的生产规模远超官府的造船厂。

柴米油盐酱醋茶，绫罗绸缎丝帛纱，金银珠玉瓷漆宝，亭台楼阁诗酒画。

北宋的城市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供应极大丰富，精神追求空前高涨。北宋经济在冶铁工业生产率暴涨的火车头的带动下，农业工具领域也获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生产率倍增，从而引发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化、商品化、货币化三大潮流的交汇过程中，激发出更细密的社会分工、更广泛的生产率提高和更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拉动了经济作物、纺织印染、食品加工、建筑造船、采矿冶炼、瓷器漆器、造纸印刷，以及盐、茶、酒等各种行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加速了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

货币经济不仅使宋朝人更加富裕，更使他们的思想更加独立。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中国的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都出现在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货币经济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在古希腊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也正是吕底亚的货币文明在爱琴海大爆发的时代。

货币经济离不开货币，推动着北宋巨大的经济机器不断运转的动力，就是川流不息的铜钱流通。

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尽管北宋并没有GDP的统计体系，但如果对比北宋与盛唐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有近两倍于唐朝的人口和倍增的生产率，其经济总规模大致是盛唐时期的4倍。考虑到北宋时期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都超过了唐代，因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量应该不少于唐代的4倍。

然而事实更为惊人。

北宋每年新增的货币量，从995年的每年铸铜钱80万贯，逐步增加到1000年前后的125万贯，1007年的183万贯，1045年的300万贯，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达到了506万贯的顶峰！［4］

这仅仅是铜钱，北宋当时每年还有100多万贯的铁钱铸币量［5］，以及四川地区的纸币（初期总流通量为125万贯）。

而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每年铸币大约为32万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为13.5万贯。如果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拐点，那么唐玄宗的天宝年间也处于唐朝的同等位置，这意味着北宋极盛时期的新增货币量，是唐朝同一时期的至少19倍。

到1085年，北宋百余年来的累计铸币量，大约在1.4亿～1.5亿贯，加上私人盗铸和前朝仍在流通的铜钱，其货币总存量大约在2.5亿～2.6亿贯。如果以铜钱枚数计算（宋代1贯铜钱为770枚），大致在2000亿枚左右。

在西汉时期，家产上千万铜钱的巨富屈指可数，而北宋首都的“千万富豪”则比比皆是。道理很简单，北宋铜钱的购买力与汉唐相比，出现了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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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鼎盛时期，北宋有4倍于唐朝的经济规模，却超发了19倍的货币，很明显，北宋的货币问题相当严重。

货币超发的第一个效果自然是通货膨胀。“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物价是从低向高发展的，物价指数由宋初的100上升到1150，即增至11.5倍。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期），物价有所下降，但此后到宋徽宗，又由低增高，麦和米的指数分别增至1200和1500，亦即增至12倍和15倍。”［6］

南宋著名文人叶适在比较两宋物价变动，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物价飞涨时感慨道：“吴越之地，人口为天下的一半，土地却不足一半，而米粟布帛的价格已是从前（北宋末）的3倍，鸡肉、猪肉、蔬菜、木材、焦炭涨了5倍，田宅土地暴涨了10倍，而黄金地段的宅院和肥沃的田地，更是众人争抢而极难获得，它们的价格则是过去的几十上百倍了。”

叶适对北宋末和南宋初江南物价的描述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得最快，黄金地段的房宅价格竟然飙升了几十上百倍！这说明了货币超发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资产通胀远比CPI上涨更为猛烈！

北宋的货币超发并非均匀地分摊给每一个人，而是通过资产膨胀向少数人快速集中，除了田土、房产，金融资产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梁著名的“金融街”——南通街的豪华与壮观。在“金融街”上，各大金融机构比肩林立，当时的时髦名称叫“交引铺”，各种有价证券，如各种货币、“盐引”、“盐钞”、“茶引”在其中交易，盛况空前。“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如果每笔交易是千万枚铜钱，即万贯级别的交易，这相当于北宋货币供应量（2000亿枚铜钱）的5，如果201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M2是106万亿，5即是530亿，这意味着北宋银行家的单笔交易规模达到了530亿元，确实是相当骇人听闻！以如此级别的资金交易规模估算，汴京“金融街”的房价恐怕只能是天价了。

当年汴京的金融街，其规模和影响力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华尔街。

显然，北宋的银行家们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超级富豪。北宋的银行业务如何能有如此惊人的利润呢？其实，他们赚钱的思路与今天华尔街的银行家非常类似，最赚钱的盈利模式是金融交易，传统的贷款业务（高利贷）还在其次。

北宋银行家们交易的并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典型的金融票据，即官府垄断专营的盐和茶的金融衍生产品——交引（盐引、茶引）和盐钞。

银行家的崛起

北宋银行家们的业务是从钱币兑换逐步扩展开来的，早期又叫“兑换铺”。北宋既是中国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又是货币制度最为复杂的时代。全国的货币流通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各区流通的货币各有不同。

在主要货币中，首先有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差别，金属货币又有铜钱、铁钱之分，而铜钱和铁钱本身又有大钱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