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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