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政治家讲演会觉得情绪激昂，例如前总统克林顿在三年前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听小说家讲演会觉得感人肺腑，例如《哈里·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详见《哈佛笔记》第28节）；听经济学家讲演会觉得世界变幻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例如美联储伯南克在去年的主旨讲演（详见《哈佛笔记》第27节）；听法官讲演会觉得清醒理智、逻辑缜密、思想深远，感叹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

在最高法院工作19年之后，苏特尔对法官如何运用宪法断案有深切感受。他说，“就讲讲这些感受吧，毕竟我是因为做法官多年而被邀请的。” 这次讲演的背景是，国会即将审批奥巴马总统为接替苏特尔退休的提名——司法部总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副部长级，司法部第三号人物，代表政府打官司的人）、前哈佛法学院院长Elena Kagan。在国会审批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批评最高法院的声音，其中最强烈的是指责最高法院杜撰法律；过分强调公民自由权等。苏特尔说，虽然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批评，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仔细考虑这种批评从何而来。

在大家的印象中，宪法是被这样运用的：政府或个人引用宪法中的条例，并举证说明他的（它的）的权利被破坏了，应该享有补偿；法官根据事实判断到底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如果真是这样，用宪法断案的过程就非常直截了当 － 公正地阅读宪法和客观地看待事实。苏特尔把这个简单过程称为“the fair reading model”。他说，虽然这是可能的，但很少发生在最高法院。如果一个21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成为参议院的议员；即使他被选民选上了也不行，因为宪法要求议员必须年满30岁，就这么简单。到了最高法院的案子一般都是争议非凡的案子，而且在媒体的暴光下对全国影响深远，简单的断案模型远远不能真正描绘断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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