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透拓跋焘的灵魂。国史案后，拓跋晃责备过高允：“人要懂得见机行事，人不知机，研究学问干什么呀！我替你开脱死罪，引导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把至尊气成那样，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高允对太子说：“史官就是要直笔，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为将来诫。这样，人君才会心生畏忌，做事才会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廉洁，爱憎掩盖公直，才有此祸。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算什么罪过？臣与崔浩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臣蒙殿下再造之德，违心说假话，那才是不应该的！”

高允看似木讷，其实洞察世事，心机深沉。他清楚看出，崔浩之罪并不是书写国史失当，而是平时为官过于贪婪，对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的爱憎过于分明，对己不能廉洁自律，对人不能一视同仁，这样就让人怨恨。

拓跋焘绝非因国史一事诛杀崔浩，而在于崔浩破坏了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之间的势力均衡，被鲜卑贵族抓住劣迹把柄，如不杀崔浩，会引起政权动荡。

至于为什么不顺着太子的意思开脱自己，高允没有对太子说实话，但他私下里对别人说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不听东宫引导，恐怕辜负了翟黑子。”翟黑子欺骗拓跋焘被杀，像这样的明君不能欺骗。翟黑子用生命证实高允的判断，高允怎么可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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