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一封来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六十二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的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信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天下着大雪，路很不好走。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儿，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冷清清的。我们就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家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两个孩子活蹦乱跳的哩。我到乡造纸厂，找到了魏厂长，想让他弄点粮食给老百姓吃，魏厂长作难地说，厂里也没吃的了，十几个男女工人都饿跑逑了。我打电话找到公社书记魏祖提，让他找几个人。把村南头几间屋子打扫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肿病人都背到那里去治。我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又继续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九口人。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十口，又走到一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走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联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苗庄安排群众生活了。我问她安排的咋样？她说有吃有喝，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静，连声狗叫都没有了，狗都没有力气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问他队长家在哪儿住？小家伙说往东走第三个门就是哩。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四十九岁，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人口，已经饿死二十多口了；全村二百多亩地。全年打五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十万斤，村里连块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又苦又涩，人在8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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