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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得倒是硬气，也立刻引起了在场的亲贵们的一片附和之声。不过，那些出言附和的大多也都是些吃父辈、祖辈荫庇的角色，对于满清的当前问题，尤其是八旗的窘境并非有多么大的了解。更多的，还是沉迷于那些过往的辉煌和荣耀，那些建立在东亚各民族血泪上的辉煌和荣耀。

这边附和声连连，在其中，也有不少熟悉实务的，他们对于当前的情状也是有着比较深刻了解的。

其实早在永历六年，伴随着西南明军组织的大反击，以及郑成功在闽南的鏖战，清廷已然感受到了来自于各大抗清势力，亦或者说是汉人强烈的抵抗力度了。各地潜在的抗清人士开始出现了蠢蠢欲动的迹象，有的更是直接挑起了大旗与清廷抗争。甚至，就连国外也有反响，比如说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

满清自身核心人口基数的问题显现，国内外的环境也在开始恶化，哪怕是打赢了周家铺那一战，也仅仅是遏制住了孙可望的进攻步伐。之于李定国针对肇庆的攻势，也依旧只能采取守势。

为此，清廷当即做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洪承畴出任西南经略，大力招抚郑成功，这些都是最为明显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在经济上作出让步，减缓部分抗清活动比较激烈的地区的经济压迫力度，比如顺治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多达四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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