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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方面有理由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待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在外面表现出的愈来愈大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由于这个组织的负贵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并且因为他的兄弟曾宣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敌人,况且这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严峻的战事之秋,是在日本进攻太平洋地区被粉碎之前。当时日军还占领着新加坡、缅甸、高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而**在缅甸同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
情报机关的情报是来自在真正无形的住住是最危险的战线上同敌人作战的人,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是对所有抗日分子及其同僚的积极性产生怀疑的依据。
至于战略情报局,有两个事实使延安方面有理由对它做出更坏的预想。这些事实并非与间谍的活动站直接有关,但是通过研究却可以从中发现战略情报的欧洲处在盟国的活动。
引起大家严重关切的事实之一是盟国防谍报机关在远东的秘密战略观点。
同时所有国家的情报机关也了解第二个事实是美国秘密机构进行反对由戴高乐领导的为法国而战斗的爱国者的活动。
确信李广元同延安有联系之后,常凯申完明白他该如何行事,因为他把针对那边的行动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彼此之间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总体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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