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想到自己在古代竟如此欺世盗名,也不禁心里暗暗好笑。只是想到这也是自己在古代立足最好的办法,也就只好暗暗摇摇头了。此时听到桑充国夸奖,便故意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诗赋之学,于国于家,并无半点用处,不学也罢了。况且礼部不久就要明发条例,罢诗赋、帖经、墨义,而以《论语》、《孟子》,并加《易》、《诗》等诸经之一,为取进士之法。至于殿试,更是要专试策论的。这诗赋之学,渐渐不再为国家取材之绳也。”那柴氏兄弟心里挂着这件事好久了,那次因引起石越的伤心事,不好再问,十几天来心里无时不想找个由头再来问石越,此时听他自己主动提起这件事,且又说得如此详细,机会难得,岂能错过,柴贵谊便最先忍不住,抢先说道:“今年二月以王安石大人为参知政事,创置制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六月御史中丞罢,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御史台十数名御史皆以论新法被罢,现在正是国家改革变法的时代,石兄又说进士科将罢诗赋,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只是我听说庆历年间也曾罢过诗赋,不久却又恢复了旧制,罢诗赋之学到底是于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呢?”他和他哥哥柴贵友就这件事参详过许久,最后觉得石越说的很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兄弟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学问是受蜀派影响的,蜀派当中,学问多有倾向佛老宿命之说,因此他们也更容易相信那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所以他们此时想进一步了解的,倒不是来春考什么,而是罢诗赋的利弊以及与时局的关联,了解了这些,有利于他们把握政治脉搏,在明春交一份让执政大臣满意的答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自仁宗年间中进士后,就隐隐是四川士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说罢诗赋是“多事”,虽然未必有什么私心,但是却是四川士子典型的心态,因为蜀中的读书生,并不害怕写诗赋,反而喜欢文采风流的人物,考进士罢诗赋,虽然他们并不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但从他们心里来说,那的确是有点多事的。而苏轼的主张若最终不被朝廷采纳,对这些年青人来说,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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