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赞道：“独孤贤弟不愧是柳贯先生的高足，三言两语就把这来龙去脉说得是清清楚楚，不像我这个大老粗，说来说去，把自己都给绕里头去了。”

独孤信笑道：“石大哥你要是夸人，那就好好夸，要不然我还以为你是在骂我呢。”石猛也笑着说道：“贤弟你想多了，我才疏学浅，都实在想不到夸你的词了，还是听你说说那来龙去脉吧！”

独孤信笑着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魏文帝曹丕虽然不是什么盛世明君，他其实也明白这一制度的弊端，但他通过篡逆才得以登基为帝，权力基础并不牢靠，加之当时三国并立，纷争无期，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他都需要得到那些豪门大族的鼎力支持，贸然与他们割裂，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从这点上看，这‘九品官人之法’倒有些‘投名状’的意思，魏文帝曹丕与那些豪门大族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希望通过权力的交换，来换取彼此的支持，进而共同掌控社会。西晋开国后，司马氏继承了曹魏的选人用人制度，士族势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更大规模地腐蚀选官制度，到‘永嘉之乱’前，门阀政治已然成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面向大众的选人用人制度变得名存实亡！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的士族与南渡的北方士族一起，构成了东晋的政治基础，比起短命的西晋，东晋的皇权则更加弱小，也更加依赖士族的支持，这就迫使他们必须对士族采取宽松政策，例如在政治上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准则，相当于公开宣布士族不受法律制约。有了这层关系，东晋南朝的那些门阀士族们才会更加地肆无忌惮，他们不仅盘踞高位、贪赃枉法，还将自己的身份与普通官员百姓区分开来，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齐朝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也算是朝廷大员，齐武帝萧道成念他忠心耿耿，打算重赏于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思虑再三，向皇帝提出准许他做一介士族，‘即时无复所需，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武帝萧道成十分为难，坦白地告诉他，这事他可做不了主，必须世家大族同意方可。纪僧真闻言后，便去拜访江南大族江敩，刚一就坐，江敩就大喊：‘把我的座位移开，离这位客人远点’。鄙夷之情，溢于言表，搞得纪僧真十分郁闷，对人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身份的分野还体现在通婚上，西晋时期，虽然门阀政治已然成型，但寒门与士族之间的通婚依然存在，到了东晋南朝之时，就变成了‘辄婚非类’，甭管是谁，钱再多，官再大都没有用，如果有哪家士族不在乎，执意与庶族通婚，轻则受到其他家族的鄙视与排挤，重则免官禁锢。例如南齐时期，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的大富豪满氏，但就因为满氏是庶族，遭到了士族阶层的一致反对，御史中丞沈约更是带头上书，要求将王源革职查办。身份显赫是一个方面，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也是当然不让，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这里的甲族就是士族，立就是而立）’。但事实上，许多高门子弟十几岁就入仕为官了，如南渡的中原大族范阳人张缅，出仕即为秘书郎，十八岁就出任淮南太守，他弟弟张赞比他还厉害一些，二十三岁已经是吏部长史兼侍中，就这还嫌升迁的不够快！权力的急剧扩张，必然带来腐败。斗富胜利却丢掉性命的石崇，即是西晋时期有名的士族，晋室南渡以后，北方的豪门大族随之迁移江南，迅速占据了大片土地，例如居住在京口的渤海刁逵一家，有‘良田万顷，奴婢千人’，淝水之战的主将谢玄更是富可敌国，他们家在当时的会稽郡修建了大片别墅，一直到谢灵运时期，还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圩’。也难怪谢灵运成了山水诗人，光是家里的院子，就足够诗兴大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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