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大元经营九州近百年，后期开科取士，广招儒学仕子入仕，九州万千士子终于有了读书入仕的机会，不再流落乡野百肆，摆脱了立朝初期或卖字，或做书，或编戏，或为讲师，难以出人头地的地位。与言利的商人相比，自诩两袖清风的仕子们，虽然大多人境况不佳，或凄苦，但仍然自视清高。两者不仅在小至立世为人的态度迥异，大至治世伦理上也往往是格格不入。虽有前宋朝廷上下极为重视、鼓励商贸之利可鉴，但在以文章搏出身的文士看来，商蠹只会夺民之利，害国之清政。前宋倾覆未尝没有这些商蠹侵害的成分。

说起来，元廷祖辈来自于大漠草原，其胸襟开阔程度绝非中原农耕文明孕育的文士官僚所能望其项背。忽必烈吸取了前宋腐儒误国的经历，觉得不再开科取士，而是大量启用、拔擢低级实干吏员，对商贾、宗教、海贸等持较开明态度，其中海贸之兴不亚于前宋，甚至对今日非洲的地理形势也有所了解。

不过到了中后期，元廷吏治快速腐败，弊端丛生。脱脱执政，不得不通过开科取士吸入大量汉家儒士等新鲜血液，维持摇摇欲坠的元廷统治，虽然暂时缓解了某些矛盾恶化的势头，但是元廷已积重难返；而且入仕的汉族进士们也并非都是始终秉性高洁的谦谦君子，很快大多数人也开始追营逐利，沆瀣一气。吏治败坏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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