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传统要求文以载道时，我们不得不作伪，不能不载道。李后主写的“垂泪对宫娥”，如果以现代视角来看，刚好颠覆了人的伪善部分，所以王国维认为他从此以后背负了释迦牟尼与基督的原罪。他到北方之后，觉得身上背负亡国之君的原罪，后来的宋徽宗也是如此。他们完成了文化上的角色，却输了政治上的角逐。

政治上的失败者，文化上的贡献者

在政治历史上，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朝的词，没有宋徽宗就没有南宋和元以后绘画上这么高的成就。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惊人的。

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后来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因为他代表了正统。正统并不是政治，不是政权，而是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批文物一直被保存下来，在任何战争当中，执政者最先要带走的就是这些文物。没有宋徽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李后主和宋徽宗这样的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的美术史上，他们两人是被批判的，政治上的评判被带到了美术史的评价上。如果写政治史，宋徽宗被批判是正常的，可是写美术史批判宋徽宗如何立论？宋徽宗的个人创作丰富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收藏、他编纂的画谱的影响力都极大。这说明政治史一直都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我想这是我们在美术史、文化史上，将来一定要纠正过来的一个大问题。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国文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状况里，一代一代人会被牺牲掉，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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