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负担，严惩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②]张咏入蜀仅仅是廉吏治蜀的开端。北宋中期，一批廉吏相继入蜀，诸如韩亿、文彦博、韩琦、张方平、吕大防等等。其中，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四度入蜀，并在宋英宗、宋神宗时两知成都府。与张咏相比，赵抃更亲民。他宽民力，不妄杀，深入穷城小邑，贴近普通民众，“以宽治蜀，蜀人安之。”[③]这批治蜀廉吏无不关心民众疾苦，他们受到蜀地民众拥戴。如张咏在蜀“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他再知益州，“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④]他后来去世，“蜀人闻之，皆罢市，号恸。”[⑤]至于赵抃治蜀，在史籍中“蜀民歌之”、[⑥]“蜀民大悦”、[⑦]“蜀人安其政”、[⑧]“蜀人素爱抃”[⑨]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批封疆大吏在蜀人心中的威望大有超过孟昶这位“偏霸之君”之势。治蜀廉吏深受蜀人欢迎意味着朝廷在蜀形象的改变，蜀地民众对朝廷的态度由对立逐渐演变为认同。北宋中期以后，宋朝在蜀地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逐渐超过后蜀。而孟昶的形象也相应由明君逐渐演变为昏君。

第二，蜀地局势的好转。经过张咏两度治蜀，宋真宗以后，蜀地趋于稳定。史称：“蜀始复大治。”[⑩]据不完全统计，蜀地北宋前期58年中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达17次之多，而北宋中期69年间仅4次而已，并且规模较小。北宋中期，蜀地又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宋仁宗宣称：“益部民物繁富。”[11]嘉祐年间中进士的成都籍士人吕陶讲到其家乡的繁荣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衍物阜，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12]足见这时西蜀地区经济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高。而在西蜀地区，成都又尤其富庶。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的华阳（即今四川成都）籍士人范百禄指出：“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13]《石林燕语》也称：“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14]北宋中期蜀地及成都的繁荣、富庶，已远非后蜀时期可比。如果说宋初蜀人不免怀念富庶、繁荣的孟昶时代，那么这种怀旧情绪至此已经淡化乃至消褪。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称孟昶为昏君。然而北宋前期出自蜀地民众之口的口述资料和出自蜀地士人之手的文献资料毕竟部分流传下来。清康熙年间，仁和（即今浙江杭州）籍士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时，接触到有关孟昶形象的两种不同记载，而他本人与后蜀、与北宋、与蜀地均无感情上的纠葛和恩怨。吴任臣便指出，孟昶前期“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后期“用匪其人，坐致沦丧”，并认为孟昶功大于过，“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15]照此看来，以阶段论、功过论评论孟昶，自有其来历。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①]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3之3《尚书张忠定公》。

[②]参看吴天墀：《张咏治蜀事辑》，《吴天墀文史存稿》第92－116页。

[③]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8《赵清献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④]《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⑤]《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⑥]郑獬：《郧溪集》卷1《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赵抃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史》卷316《赵抃传》。

[⑧]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8《赵清献》，四部备要本。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甲戌。

[⑩]《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天圣二年七月己亥。

[12]吕陶：《净德集》卷14《成都新建备武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3]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卷22《〈成都古今集记〉序（范百禄）》，香港：龙门书店，1971年。

[14]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

[15]《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论曰》。

五代时期，后蜀开国君主孟知祥尚未称帝而在太原居官时，其妻李氏生了一个儿子，这天正值当地法云寺里欢庆中元节，又是孩子降生的诞辰吉日，全家大喜，为之取名仁赞，字保元。他就是孟知祥的第三子，五代后蜀的第二代蜀主孟昶。

孟昶幼年天资颖悟，性格开朗，知祥十分宠爱。有一位擅长相术的先生对孟知祥说：“此儿骨法非常，宜爱之”。又说：“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闲也”。孟昶十余岁时，孟知祥被后唐庄宗授任为西川节度使及行军司马，至后唐明宗逝后即独立称帝，国号后蜀。孟昶16岁那年，知祥病重，立其为皇太子监国，权监军国事。至知祥死后，遂嗣承皇位而更名为昶。朝廷一些官员欺昶年少，有谋反之心，孟昶根据轻重分别作了果断处置。他尊重老臣，凡上书进谏者，赐金奖励。又安抚百姓，鼓励耕织，大敕犯人，颇得民心。

孟昶兴趣广泛，能诗善文，喜爱医药、跑马、击球、种牡丹等，尤其对楹联很有研究，自幼就善于从门联、对联中学习知识，寻求乐趣。他在位30年，大力提倡制作高雅、富有情趣的桃符，一时国人喜对成风，妙对佳联迭出不穷，作联赏对成了人们展示才华、寄托希望、除恶扬善的重要方式。有一年春节，孟昶下令手下文臣作联，众臣写罢，他郡不中意，便挥笔亲书“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据考，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春联。

孟昶喜爱医药，并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修养，少时即为人所称道。据史书记载，一次其母身患重病，屡易名医诊治无效，他便检点医书，自拟方药，其母服之竟愈。宫廷臣僚患病，他常常亲自诊治，每获良效，众医官无不佩服。孟昶喜读医经、本草，对以前的本草书籍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本草著作众多，皆载之不详，影响最大的《新修本草》已颁行300余年了，需要重新校订。四川盛产药材，可进一步考订书中的内容。于是，他下令翰林学士韩保升等与诸医士在唐《新修本草》与《图经》的基础上，互相参校，重新删定，稍增注释，撰成《重广英公本草》(后世又称《蜀本草》)20卷，并亲自作序。《蜀本草》的刊行，轰动了巴蜀，推动了巴蜀医学的发展。一时蜀中医药著述成风，《食性本草》、《周易参同契真义》、《参同契大易二十四气修炼火丹图》、《意医经历》、《保童方》等相继出现，蔚为壮观。《蜀本草》中保持了早巳散佚的《新修本草》、《本草图经》内容，李时珍评价曰：“蜀本草，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苏陶也”。虽然《蜀本草》在宋代时已经散失，但其内容多被搜集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诸书中。据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在《中医文献学》一书中考证，《证类本草》各药注文小字标题“臣禹锡等谨按”项内所引的《图经》文字，即《新修本草》图经的佚文。从现存《蜀本草》佚文中可以看出，编写《蜀本草》时，对唐《图经》内容有过不同的看法，并提出了质疑，如《证类本草》卷12辛夷条，卷20鲍鱼条，卷27白瓜子条等即为其例。所以，《蜀本草》的颁行，是对本草学的一大贡献，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文 史书下酒之张议潮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3 本章字数:7549

张议潮

（799～872）唐后期领导沙州等地人民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一作张义潮。沙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人。自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乘虚攻占河西、陇右地区，当地人民长期对吐蕃贵族的奴役进行反抗。唐后期，吐蕃统治集团内部连年发生乱事，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此后一二年间，议潮修治兵甲，且耕且战，收复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二州。三年，秦（今甘肃秦安北）、原（今宁夏固原）、安乐（今宁夏中宁东南）三州和石门（今宁夏海原东南）等七关人民，在唐军的配合下，也摆脱吐蕃统治，以其地归唐。五年正月，议潮所遣告捷的使者到达长安，宣宗任命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同年八月，议潮兄议谭入朝，献上沙、瓜（今甘肃安西东南）、伊（今新疆哈密）、肃、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令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甘肃岷县）、廓（今甘肃化隆西）十一州图籍。

张义潮，一作张议潮，《唐书》和《通鉴》均称之为张义潮，但从今天出土的敦煌文物上来看，又作张议潮，一个比较大的可能行是张义潮后来入朝此后改了名字，所以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称法，本文中取张义潮一说。张义潮的出生年月，根据《通鉴》和《张淮深碑》的记载：张义潮卒与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时74岁。这样，根据当时年龄的普遍计算法，张义潮应该出生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前后。张义潮出生于今沙洲敦煌县神沙乡。这一点，已经通过敦煌的考古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张义潮的父亲叫张谦逸，祖籍南阳，但具体出生地已经无从考证。张谦逸曾经在唐朝做官做到工部尚书。由此可见，张家在当时的沙洲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大族。张义潮之上至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张义潮的哥哥名叫张义潭，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淮深的父亲，张义潭在后来的沙洲起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义潮有一个姐姐叫做张媚媚，后来出家为尼，法名了空，今天的敦煌莫高窟156号窟供养人像第四身比丘尼像就是张义潮的这位姐姐。以后有机会去敦煌一游的朋友可以顺便去看一看。

张义潮出生之时，沙洲正是遭受吐蕃围攻最艰难的岁月，等他懂事的时候，沙洲已经陷于吐蕃多年。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他并没有享受到当年在唐朝统治下的好日子，却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这自然引起了张义潮深深地愤怒，还有对唐朝的深深怀念，他有感于吐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景象，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对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的著名将领封常清十分崇敬,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从17岁的张义潮手抄的一首《无名歌》可以看出张义潮对当时河西地区人民的深深同情，和对吐蕃统治者的深深厌恶：“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外空墙框，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衂惶处，段段芋花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在吐蕃人统治河西走廊的数十年时间里，各座城市在盛唐时候修建的各项城市设施，水利设施都逐渐被废弛，出现了大倒退的局面。此时的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片凋敝，经济萧条，百姓被残酷的压榨。不仅仅是这样，吐蕃本土的国力也在不断地衰退，前面已经介绍过，由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给与了吐蕃极大的打击，回鹘汗国和阿拉伯帝国均在西域不同的方向深深的打击了吐蕃帝国，唐朝也乘势与南诏国联手在四川方面极大的杀伤了吐蕃的有生力量。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的3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规模内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为张义潮的沙洲起义就拥有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

此时的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巨型的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起毁灭性的爆炸。唐朝这个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看到吐蕃国内灾荒连年，河陇各处吐蕃守将人心思变，兵防极度空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于是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