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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负担,严惩贪官污吏,缓和社会矛盾。[②]张咏入蜀仅仅是廉吏治蜀的开端。北宋中期,一批廉吏相继入蜀,诸如韩亿、文彦博、韩琦、张方平、吕大防等等。其中,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四度入蜀,并在宋英宗、宋神宗时两知成都府。与张咏相比,赵抃更亲民。他宽民力,不妄杀,深入穷城小邑,贴近普通民众,“以宽治蜀,蜀人安之。”[③]这批治蜀廉吏无不关心民众疾苦,他们受到蜀地民众拥戴。如张咏在蜀“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他再知益州,“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④]他后来去世,“蜀人闻之,皆罢市,号恸。”[⑤]至于赵抃治蜀,在史籍中“蜀民歌之”、[⑥]“蜀民大悦”、[⑦]“蜀人安其政”、[⑧]“蜀人素爱抃”[⑨]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批封疆大吏在蜀人心中的威望大有超过孟昶这位“偏霸之君”之势。治蜀廉吏深受蜀人欢迎意味着朝廷在蜀形象的改变,蜀地民众对朝廷的态度由对立逐渐演变为认同。北宋中期以后,宋朝在蜀地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逐渐超过后蜀。而孟昶的形象也相应由明君逐渐演变为昏君。

第二,蜀地局势的好转。经过张咏两度治蜀,宋真宗以后,蜀地趋于稳定。史称:“蜀始复大治。”[⑩]据不完全统计,蜀地北宋前期58年中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达17次之多,而北宋中期69年间仅4次而已,并且规模较小。北宋中期,蜀地又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宋仁宗宣称:“益部民物繁富。”[11]嘉祐年间中进士的成都籍士人吕陶讲到其家乡的繁荣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衍物阜,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12]足见这时西蜀地区经济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高。而在西蜀地区,成都又尤其富庶。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的华阳(即今四川成都)籍士人范百禄指出:“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13]《石林燕语》也称:“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14]北宋中期蜀地及成都的繁荣、富庶,已远非后蜀时期可比。如果说宋初蜀人不免怀念富庶、繁荣的孟昶时代,那么这种怀旧情绪至此已经淡化乃至消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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