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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赵新从刘铮那里得知消息后，对于德利的观点深以为然。

在他看来，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公民”的概念；有国人、子民、臣民、黎民、草民、小民、顺民和逆民，但就是没有公民。

“公民”从来都不是个天经地义或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产物，如果某个人非要说古代中国老百姓只有获得公民权才能真正获得公正，群体意识才能觉醒，那只能说这人的脑袋被门挤了。

事实上有没有“公民”概念，从来都不会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发生什么意义重大的变化。一个没用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即便偶然出现也会被迅速摒弃。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国从来都没有什么城邦共同体，有的只是“村落共同体”。“公民”这一词只是欧洲人自己的地方性概念，是地中海那些鼻屎大国家的城邦制产物，根本不适用于地域广大的农耕文明。别说古代中国了，新月国家也都没这个概念。

把历史上政体制度的一些实践问题简单归结于某个“有还是没有”上，逻辑很荒谬。虽然中国的“民”不像城邦的“公民”那样，很少参与政治，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卫国的公民权设想纯属扯淡。

在之后的几天里，闭门会开的顺风顺水，纲领性文件、国号、纪年这种让人觉得既严肃又乏味的事随着众人的一次次举手签字，分别逐一通过。之后经于德利和陈青松提议，本时空东方第一个近现代性质的政党也随之产生，在座的21名正式与会者都成了第一批有党派人士，而列席的那八个也都成了预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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