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席态度消极而难以施展拳脚。各院系学生会主席深感苦恼,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对策,最后推举我和法学院学生会主席李代理行使总学生会主席职权。
我认为,我们的示威活动对谈判桌前的韩国代表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大家认为派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参加谈判是不妥当的,但事已如此,政府不妨利用国内激烈反对的声音,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成果。后来,我作为学生代表曾向政府高层提出这一想法,但毫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划于1964年6月3日正午进行大规模的反对韩日会谈示威活动。为了避开当局监察,整个计划的制订与布置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作为代总学生会主席,是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按照计划,首尔市内12000名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活动。当晚8点,政府发布了全市非常戒严令,宣布首尔大学的金重泰、玄胜一、金道铉与高丽大学的李明博、李、朴正勋为此次活动带头人,并下达了逮捕令。
从此,我开始了暗淡的逃亡生活。
下达戒严令之前,警察开始在市内进行大规模搜捕。我偷偷地给二哥打了电话,他让我去釜山找他的一个朋友。一路上担惊受怕,坐一段火车,感觉不妙就赶紧跳下来,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到了釜山,找到了二哥的朋友。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住多久,因为当局有令,藏匿通缉犯将受到严惩。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身上又一文不名,步履沉重地走出去,却见大街上贴满了通缉令,我的照片居然和一群凶犯列在一起。我觉得冤枉极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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